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器”说，《周易》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句，我们常容易将“道”与“器”对立起来，以为“道”是形而上的、观念的、高尚的；“器”是形而下的、物质的、低下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道”与“器”往往又是合二为一的，“道”总是要通过“器”来现形“见象”，或者说以“器”的形态来表达对宇宙生命的感悟与探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吟唱。简而言之：“器以载道”。
如果说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几何图形代表了远古先民自然宇宙观的萌芽——天道；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和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龙凤等神秘图案代表了原始宗教信仰——神道；那么中国传统家具则以对人本身的切实关注反映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悟——人道。
在明代达到顶峰的明式家具和青瓷工艺，以“器”的形式集中反映了人道的精神。首先，在设计制作上“重返世俗生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人的需求、适用度和舒适性，尊重人的需要与感受。从当时的巧拙观同样能清楚地看出这种以人为重的价值取向，“巧为輗，拙为鸢”造车有利于人，做好了是巧；与人无益的制作就算能象鸢一样飞上天，也只能是拙而非巧。其次，在审美方面同样以人的趣味、好恶为准则。明式家具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传统“贲”的美学思想。 《周易·杂卦》说：“贲，无色也。”高亨先生解释说：“贲，杂色成文以为饰也。贲饰太过，则失其美，多色等于无色，故曰：‘贲，无色也。’”明式家具并不在意繁复的雕饰和附加与生活无关的装饰，而是追求材料、线条、纹理本身的挖掘与表现，追求结构的合理与使用的合意，使审美与适用互为表里，达到了“大匠不斫，大豆不具”（《淮南子》）的极高艺术境界，成为世界家具的典范，并对欧洲古典家具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鬼神世界观的羁绊，在周代就提出了“德”的概念，认识到人与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鬼神无关。魏晋时期人性觉醒并获得张扬，但“天地人”的思维方式始终是文化主流，所以人欲并没有被无限放大，或是站到自然的对立面，无节制地去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中国文化在谈人道时，都是在“天地人”的大框架中来思考的，这与现代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相通的。
